为什么七台河是中国冬奥史上获金牌最多的城市？

这是我的第十四篇原创文章

东北哪哪都有冰，为啥独独七台河出了这么多冬奥冠军？

在范可新拿到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2000米混双接力金牌后，七台河已经拥有了7块奥运金牌，是中国冬奥史上拥有金牌最多的城市。

大部分人根本没听过说过七台河。

《中国奥运冠军调查报告》曾分析：北京、武汉、上海是中国建国以来诞生世界冠军最多的城市。这些城市之所以能批量产生冠军与城市发展程度密切有关。 　

显然，七台河不符合这一逻辑，但却走出了王濛、杨扬这样的速滑名将。

大概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结束后，我对“七台河为什么能拿到六块奥运金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年我27岁，正是做记者兴致勃勃的年纪，2010年夏天，我从北京飞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坐了7个小时大巴到了七台河，在七台河待了将近一周，有些问题我搞懂了，有些问题我仍然没搞懂，至今也没有。

本文原载于《中国周刊》，我之前供职的杂志，刊发于2010年夏天，我只做了部分字句的润色和删减，其他基础信息保留。

去七台河

大巴车里，乘务员大声宣布：“车里有厕所，上厕所记得关门，都是大人了，别那么不害臊；车里不许脱鞋，空调是内循环，这是为你们好，到时候都是臭气。”

车刚行驶五分钟，她忽然起身，大声嚷嚷：“谁脱鞋了？我可闻到味道了，别不自觉。” 　　

这是一辆从哈尔滨开往七台河的长途大巴，司机头顶上的液晶电视正播放一部由古天乐、吴君如演的港式搞笑片。途中，乘务员试换了一部美国文艺片，遭到全车人的“讨伐”。一个中年男人大声嚷嚷着：“外国的咱看不懂，放点能让大家乐呵的。” 　　

哈同公路，唯一一条连接哈尔滨和七台河的公路，路况很糟，500多公里的路要开7个小时。

“你为什么要去七台河？”坐在我旁边的男人不解。当我说是去了解“七台河的短道速滑为什么那么强”时，他撇撇嘴，“王濛？杨扬？“这些冠军的名字用东北腔念出时，有一种平淡无奇又不值一提的戏谑感。

七台河位于黑龙江省东部，早年以煤矿能源为主要，全市人口80多万，出租车绕城开一圈只需用时20分钟。

王濛是七台河走出的著名的奥运冠军之一

在竞技体育范畴内，七台河又显示出其神秘的一面：中国在冬奥会历史上共获得9枚奥运金牌（截止到2010年），七台河一市就拿下6枚。

七台河体校速滑队的队长马庆忠坐在体校宿舍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试图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无从下口。“冬奥会后，很多人过来采访我，但从未有记者探究过城市和速滑的关系。” 　　

七台河体校速滑队位于一所技校，是临时租来的。接受采访时马庆忠执意坐在靠窗边的床上，他解释说，这样才能一转头看到操场。那里有他的队员，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在坑洼不平的场地上做速滑陆地训练。　

我去采访时拍摄的马庆忠

马庆忠刚刚从哈尔滨回来。从1992年担任七台河速滑队教练开始，他年复一年重复着这样的工作轨迹：每年10月到来年4月去哈尔滨做冰上训练；夏季回七台河做陆地训练。

为什么要去哈尔滨训练？因为七台河至今没有一个室内冰场。“哈尔滨的速滑场地也有限，白天要先服务于省队训练，我们的上冰时间在半夜两点。”马庆忠一支烟没抽完，一个瘦弱的男孩推门进来，哭着说：“教练，×××打我。” “为啥打架？谁都不招惹谁，怎么会动手？”他连哄带骂，送走了哭哭啼啼的男孩。　　

马庆忠现在的弟子大多十来岁，再大一些，成绩好的会被省体校挑走，然后再进国家队。他最出名的弟子是王濛，马庆忠带她时，王濛8岁，两年后，10岁的王濛离开了七台河去了省队。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马庆忠刚送队里的一个女孩去了省体校。欢送会上，他说自己落泪了，“舍不得让孩子走，但必须得走。”马庆忠比谁都明白，他工作的最大意义就是帮助队员离开这座城市。　　

矿工基因 　　

马庆忠不是七台河人，是佳木斯市的桦川县人。他从小练速滑，16岁一场重伤让他休养三年。三年后，再想重返冰场，却发现没有任何一支队伍愿意接收他，“七台河速滑队在我走投无路下，要了我。”

当时，七台河速滑队教练叫孟庆余，他也不是七台河人，是哈尔滨人。1969年上山下乡来到这座小城，成为一名采煤工人。在这座小城，孟庆余痴迷滑冰的故事很快远近闻名。传闻中，他下矿都不忘背一双冰鞋。上世纪70年代，七台河市体校委任他成立了第一支短道速滑队。　　

严格意义，七台河没有本地人，大部分七台河所谓的本地人都是马庆忠、孟庆余这样的外来者。因为这里原本就不算一座城市，只是一个小镇。　　

1950年代，黑龙江省勃利县的一个农民上山撵貉子，不小心撵到洞里，发现了煤。勃利县工业局试探性地刨了一个小井口，于是发现了一个大煤矿。

伴随“大跃进”时代的来临，能源很快成为国家最为倚重的资源。离七台河不远的大庆就因发现油田而闻名全国，这间接让黑龙江开始整合省内能源。

1959年9月份，勃利县煤矿被黑龙江省收归。七台河市就在政府和煤矿两股权力的博弈中诞生的。在勃利县，新成立的矿务局由省直接管辖，矿务局领导的行政级别是11级，比勃利县县委书记还高一级。“地方管不了企业，县里领导开会要对煤矿领导毕恭毕敬。”梁士才回忆，他是勃利县人，从1950年代起在矿上工作，后来担任过七台河市煤炭管理局党委书记。　　

至今七台河仍存在一个隐形的界限：约80万人口一半属于煤矿，一半属于地方。

在1992年成为七台河体校一名基层教练后，马庆忠很快发现，选拔上来的小队员多出自矿工家庭。“不是我们特地选矿工家庭的孩子，而是这些孩子本身具备很优秀的素质。”马庆忠分析，“矿工家的孩子独立性很强，父亲下井，母亲打工补贴家用，对孩子呵护不够，没有市政系统子弟那么细致。七台河市又在一个丘陵地带，煤矿的孩子天天山上山下天天跑，腿部力量好。” 　　

2010年冬奥会上，七台河走出的两个冠军王濛、孙琳琳都是矿工子弟。孙琳琳的家庭更符合故事的逻辑。他的父母是辽宁丹东人，第一胎生了孙琳琳，是女儿，想躲避计划生育再要个儿子，所以背井离乡“逃”到七台河。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的孙琳琳

“孙琳琳他爸以前就在矿上工作，我寻思着这里也有矿，比辽宁好混，生活水平低。如果生个女孩，就给我家亲戚，如果生个小子，就在这里待几年再回去。”孙琳琳的母亲王金娥说，

起初，王金娥并没有想长久地留在这个城市，“这里太埋汰，污染太严重”。当年孙琳琳要去学速滑，王金娥只问了一个问题：“要钱吗？”知道并不需太多费用时，她就没再管。孙琳琳住在七台河郊区，从家到体校要步行一个小时，王金娥也从来没送过，“和他爸都忙着赚钱没时间管。如果接她一次，她指望上你，以后咋办？” 　　

绝大多数矿工家庭都是如此，矿上一天三班倒，回家喝点小酒倒头就睡，即使想管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　　

马庆忠记得，最难熬的是1993年。那年物价非常高，队员一个月交的130元的伙食费根本买不了什么的。常常有父母带走孩子，留下一句话：“马教练我们感谢你，但家里真没钱，咋办？” 　　

曾经，王金娥也不想让孙琳琳继续学滑冰了，她看过孙琳琳的一堂训练课，冬天，不能穿秋裤和袜子，教练说这是为了训练脚感。王金娥寻思着“这叫什么练法，咋这么苦？”再加上随着孙琳琳水平提高，一副冰刀原来是200块钱，现在要买3000块钱的，如果再入选省队，一年的学费是两万块。

王金娥跟女儿说：“你别练了。”孙琳琳不吱声，实在被妈妈说急了，就低声嘀咕：“家里要实在不行，我就不练。” 就这一句，王金娥心软了。

说起自己对孙琳琳成为奥运冠军起到什么作用时，王金娥倒是很实在：“就是当年惯了她一下，让她继续练滑冰呗。”

矿工子弟

其实，出身底层的矿工家庭并不是不在意孩子，反而对下一代抱有更为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希望。

每每选拔上一个优秀的孩子，马庆忠去家访时发现，矿工家庭的第一个反应是斩钉截铁地拒绝。　　

“他们觉得孩子一定要读书，自己一辈子不识字，什么都看不懂就很委屈了，孩子学滑冰，万一书再读不好，这赌博赌太大，是双输的结果。”

但一旦学上滑冰，矿工子弟最大优势是意志力比同龄人顽强。马庆忠分析说：“矿工孩子的很多品质遗传于他们的父辈。坦荡、落拓、心胸开阔。往冰面一站，他们所呈现更多的是一种无畏的东西。眼睛一瞪，不在乎任何对手。”但矿工孩子也不好管，思想行为不够规范，家教不够，太野性。” 　　

选好苗子，剩下的就是靠教练。《七台河日报》采访部主任孙晓梅认为七台河短道速滑的腾飞完全是靠孟庆余教练个人带动的。最初速滑这个项目没有人重视，“是孟教练带着一帮孩子猛练，后来出了杨扬、王濛，市里才后期跟进。” 

提起这个孟庆余教练，他的学生、现在也是速滑教练的赵小兵当着我的面哭了。2006年，孟庆余在那条著名的死亡公路——哈同公路上出车祸，去世了，他是急着从七台河赶去哈尔滨，上一节训练课。

孟庆余早年的影像

“能坚持到现在，完全是为了孟教练。当初是孟教练选我练速滑，后来培养我当教练。前几年，我有机会去省队执教，但想来想去，还是没走。” 赵小兵记得有一年冬天，孟庆余看上了她基础班带的几个学生，管她要，赵小兵不给，埋怨说：“您都那么大岁数了，也出了成绩，不如下科室做研究，干嘛跟我抢学生？”

“小兵，你不让我带学生，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孟庆余一下哭了。赵小兵感慨说：“你说咋整，我们就得跟着孟教练干啊，没啥秘方，别的省市基层教练，可能半年、一年才下基层选一次学生，我一个月去两次。生怕漏一个好苗子。” 

孙琳琳的母亲王金娥用一句特别朴素的话形容“一代代傻子教练，带着，一代代傻子跟着练，我们这帮家长也跟着变傻了，跟着他们走呗！” 　

2010年冬奥会结束后，拿了三块金牌的王濛开着宝马车回七台河；孙琳琳的父亲本来在矿下工作，因为女儿拿了金牌，被调到矿上升到副科级。　　

枯竭中的狂飙

运煤车轰隆隆的作响。这是凌晨三点，七台河的天已大亮。很多重体力劳作都被安排到入夜或天刚亮时进行。　　

变化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随着煤矿价格上涨，七台河从全省GDP最后一名一跃升至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因为煤矿是可枯竭资源，七台河很早就开始进行经济转型，不再做原煤，而是把外地煤买进来，搞煤油深加工。原煤变成焦炭变成油，价格会翻上几倍。　　

大部分本地人会告诉你，七台河刚建市时，道路是撒满煤渣的砂石路，矿工们光着脚丫在大街上逛。“当年的砂石路只能穿靴子，不能穿布鞋，因为穿布鞋脚容易陷进泥地里。矿工买不起靴子，不光脚咋办？”1950年代就在矿上工作的梁士才回忆。　　

治安问题才是七台河更大的问题，据说，东北三省的盲流最喜欢逃到七台河，因为一下井，当上矿工，就无人发现。　　

外来人口聚居和糟糕的环境让这座小城市接连出现了一系列震惊黑龙江省的恶性事件：几个矿工闹事，自制炸药把工人俱乐部炸了；一个医生不给矿工开病假条，矿工一刀捅死医生的儿子。据说，治安最乱的时候，抢劫者都是先捅人几刀，再翻找钱财。　　

如今，原来破烂不堪的七台河老城区正在被整体迁移到山上的新城区，那些住在棚户区的矿工们忙着搬到新城的高楼上。　　

我从新城打车去老城，窗外仿佛是七台河这20年的老电影：老城区仍旧是遮天蔽日的浓烟和星星点点的煤火，挖掘机轰隆作响，运煤车扬起黑色的灰尘，矿工戴着帽子黑着脸露着两排白牙蹲在路边抽烟，街道两旁地基塌陷，棚户屋无人居住。

2010年，我去七台河拍摄的矿区

新城区像每一座中国的新兴城市一样，有一个体面的市政府大楼，绿树成荫的街心花园，若干条横平竖直的宽敞大道和数不清的住宅新楼。　　

随着矿工们的工资从曾经的1000多块涨到现在的6000多块，七台河市内的房价也从每平方米1000多块涨到3000多块，市民的消费水平现在跟哈尔滨相差无几。一位七台河人和我总结本地人的娱乐生活：“每天盼着喝一顿酒，晚上呼朋唤友打麻将，“你信不信，十家亮灯的住宅有七家一定是在打麻将。” 　　

除了“煤矿、麻将、啤酒”外，这座城市其他的区域显得安静而缓慢，相较黑龙江省其他大型国企的下岗浪潮，七台河因为人口少，下岗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并不剧烈，如今下岗职工大多能再就业，七台河人口一直保持80万上下，不进不出；私人煤矿生意与山西内蒙相比，开放少，规模小，大部分暴富的私人煤矿主断然不会把钱投入到家乡，他们宁愿去哈尔滨或者海南买房。　　

一位在大连经营海鲜生意的七台河老板说：“七台河这地方污染太大，在海南买房空气好。你想想，从零下三十多度一下跳到温暖的海里，那是啥感觉？” 　　

2009年时，七台河市只有一家大型商场，商场门前全市唯一一家KFC常常有开着奔驰来吃饭的人。电影院没有，剧场、图书馆更在这个城市闻所未闻。退休在家的梁士才说：“以矿工为主要结构的七台河人，生活水平上去了，但活得，还是很糙。” 　　

2010年，七台河市被定义为全国枯竭资源型城市。当地人估计，不到10年，七台河就没什么可挖的了。　　

“祝你快乐”

速滑，不经意间成为这座城市的一根“救命”稻草。　　

在新城通往旧城的宽阔大路上，一个由市政和黑龙江省共同投资一亿的速滑场馆正在兴建。

如若2010年底竣工，它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速滑场馆。在市政规划中，速滑将成为七台河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依托新建的速滑场馆，一所面向国际招生的“中国速滑学校”即将成立。　　

“只有七台河的速滑学校敢打出‘中国’二字，因为我们的成绩摆在这里，三个奥运冠军，六枚奥运金牌。”七台河市体育局长里景勃不无骄傲地说，“我们依靠速滑打造一个体育产业链，从招生培训到旅游，速滑品牌。如果七台河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全国也是首创。”

最近，里景勃给马庆忠等教练订做了西服，请了英语老师，为了方便以后“招商引资，教外国小孩学速滑”。　　

2010年尚未竣工的国际速滑馆

站在坑坑洼洼的速滑工地，马庆忠却有些为难，他不知如何利用这么大的一个速滑场馆。“往年都是去哈尔滨上冰，四面八方来的队伍可以互相交流，有了自己的冰场就封闭自己了。”马庆忠说，牡丹江就是先例，建了自己的速滑场，闭关自守，成绩下降得厉害。”

大部分生活在七台河的人，对“速滑”并没有特别多感性的认知。一名在七台河地方医院工作的医生知道速滑“很厉害”，但身边没有一个亲戚同事的孩子在学，他甚至不在乎七台河是否会因为“速滑”变得出名，眼前的安逸更重要：“我就不理解我的那些同学为啥往北京上海跑，大城市人多，你看我们，上午上班，中午喝酒午睡，下午没事就回家打打牌，晚上去公园溜达一圈散散步，多滋润。”

马庆忠觉得，在七台河这样一个小城市，一个人如果太爱做梦，不是好事。他时不时会回忆1980年代：“全河江地区18个县全部都开展速滑，全有冰场，有比赛。现在，小学几乎不再搞速滑了。”他叹了口气，“生活水平好了，家长不愿意孩子吃苦了，学速滑，还不如学钢琴、学画画。”　

马庆忠自己就是那个曾经有梦的人，他1980年学速滑。1984年，捡到一份1982年的报纸，看到美国一个运动员囊括冬奥会5块金牌。“这对我刺激太大了，像一个传奇。当年我12岁，掰着手指头算了算，20岁时，我可以参加1992年冬奥会。” 　　

没能参加1992年冬奥会的马庆忠靠自己的弟子王濛实现了愿望。现在，他的梦想是看到“一群上冰时歪歪拐拐的孩子，五个月后，在冰面上潇洒地滑行”。

这一日，下午训练结束，马庆忠特地向我介绍了一个7岁的女孩，称赞这个孩子“未来一定会进入国家队，会成为王濛式的人物”。在他转身后，坐在路边的一个女人接话说：“这帮孩子天天这么练，都不上课，没文化，能行吗？” 　　

晚上，马庆忠听说我第二天就要结束采访，邀请我和队里的教练们聚聚，”喝点小酒“。觥筹交错间，他喝得有些多，红着眼说：“在七台河这个地方待久了，心活得挺累，没有年轻时那种意气风发了。” 　　

第二天，坐在从七台河开往哈尔滨的大巴上，我忽然收到了马庆忠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祝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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